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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丹心为革命
发布日期:2019-08-21

       1914年10月,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日子里,闽西山村的天气渐渐凉了下来,在福建省上杭县庐丰畲族乡的一户贫困家庭里,一位男孩的呱呱坠地给这个家庭带来了些许欢乐。这个男孩就是蓝荣玉。
 
        蓝荣玉七岁开始上学,十五岁参加革命,从此走上与祖祖辈辈迥然不同的人生道路。他1931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为共产党员,在上杭庐丰区苏维埃政府做民政工作。同年响应党的号召,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福建军区独立二团政治处任特派员,后调任福建省国家政治保卫局当科员。在1935年以后的三年游击战争中,任过杭代县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红七支队特派员。1938年任新四军二支队政治部锄奸科长,随军北上抗日,一九三九年冬调皖南军部教导队第九队(高干队)学习,结业后调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军法处科长副处长,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一师政治部锄奸保卫部长,1944年以后任新四军十六旅政治部副主任,苏浙军区第二分区政治部主任,1945年江南部队北撤以后任华中野战军政治部组织部长;华东野战军政治部组织部长。七兵团二十四军政治部主任。1949年渡江战役以后,随军南下。解放后任福建省人民政府民政厅长,政法委员会副主任,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副省长,省委常委,省委监察委员会书记,省历届人大代表;党的九届中央候补委员,省革委会副主任,省第五届人大常委副主任等职。
 
       蓝荣玉同志爱憎分明,坚持原则,秉公办事。在艰苦困难的岁月里,他斗争意志顽强,而且头脑清醒,注重实际,不仅敢于同坏人坏事作斗争,也善于实事求是处理案件。
 
      抗日战争时期,蓝荣玉同志重新负责政法工作。其时,由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深入发展,大批的爱国人士和爱国青年踊跃参军参战。部队处在苏皖前线,斗争形势十分复杂,敌伪军千方百计地派遣敌特混入我军队伍,进行破坏活动。面对锄奸工作的繁重任务,他坚持走群众路线,深入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开展群众性锄奸工作。与此同时,他为了纯洁巩固部队、提高部队战斗力,十分重视政法干部队伍的建设。部队在皖南休整时,他积极向支队政治部主任王集成建议,认为在新的形势下出现了许多新问题,必须提高政法干部的业务能力和政策水平。领导上很支持他,很快开办了训练班,加强了保卫锄奸工作。部队刚到苏皖前线不久,就在三团二营破获了一个打入我军的特务宋朝宗。这个家伙,混入部队后当了营部书记,做了不少坏事,经常把我军情况和行动,告密伪军头目朱永祥。蓝荣玉同志经过慎密布置,积极依靠群众,终于确定了宋朝宗的特务身份。这个案件的成功侦破,有效地打击了敌人,总结了侦破经验,受到政治部表扬。蓝荣玉同志在破案和判案中,力求做到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走一个坏人,为巩固和纯洁部队做出了特殊贡献。
 
      1933年初,蓝荣玉同志在红二团任特派员时,就感到肃反扩大化不符合实际,那时中央苏区在“左倾”路线统治下,教条主义、唯心主义猖獗,盲目性很大,随便捕人,造成许多冤假错案。可是,他始终遵循毛泽东同志关于“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教导,坚持一切案件通过调查研究,实事求是重证据的原则。如他处理独立团三连二排长郑大根企图逃跑的案件中,就很慎重,不轻信口供、不作轻率的结论,而是亲自深入连队作调查研究,取得确实证据,弄清了案件的来龙去脉,使这个案件得到正确处理。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不仅教育了本人,而且也教育了全体指战员。
 
      在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中,荣玉同志总是顾全大局,搞好团结。那时,在我们队伍中“左”的思想影响在少数人身上还是存在的。1935年夏秋之际,蓝荣玉与廖海涛、黄火星一块工作,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军队配合民团壮丁队,对岩下山、双鬃山地区进行残酷的“清剿”,因为敌人实行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斗争非常尖锐复杂,群众不敢接近他们。保甲长不少靠到敌人一边,蓝荣玉根据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指示,结合当时情况,提出了革命的两手政策,实行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武装斗争与非武装斗争相结合,以便更好地保护群众利益,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进行游击战争。本来他这个意见是对的,对争取保甲长有利,对保护群众利益有利,对坚持岩下山、双髻山斗争也有利。可是,杭代军政委员会个别同志,却把他这个正确意见看作“右倾”,不仅进行批评,而且无缘无故把他的副主席职务也撤销了。此事后来在新四军皖南九队学习时,时任九队支部书记的王直将军向九队指导员廖海涛提出来了。廖海涛同志回答说:“荣玉同志什么错误也没有,有错是我的错,我把他副主席撤了,那时我脑子里发热,对敌人仇恨很深,思想方法主观片面,只知道对敌人硬拼,不知道也有妥协的余地,所以对荣玉同志提出的革命的两手政策的正确意见听不进。我发了脾气,说他右倾,可是荣玉肚量大,很原谅我。本来此事张鼎示主席在双髻山会议时,也批评过我。肯定了荣玉同志的意见是从实际出发的,依靠群众,争取多数,打击少数是对的。”后来杭代这个正确的政策执行了,打开了杭西北的局面,也使双髻山背后古蛟区、杭代通龙岩的交通侧翼打通,争取了傅柏翠互不侵犯和不禁运粮食。1936年,杭代西北得到发展,许多党的组织得到恢复,上下之间互相联系,谭震林同志在双髻山会议时,总结了这条经验。他说:“杭代能采取分化瓦解敌人的斗争政策,事实证明不仅坚持了杭代原有的根据地,而且得到发展。”由此可见,蓝荣玉同志为了党的事业的胜利发展,在三年游击战争中毫不计较个人得失,顾全大局;始终与大家团结共事。
 
     1938年冬,新四军二支队机关刚到苏皖前线不久,政治部王主任派蓝荣玉同志带工作组到大官圩、亭头、黄池开展地方工作。当时,那一带地形、民情都不熟悉,困难很多,可是蓝荣玉同志不怕困难,积极工作,以身作则,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增进了军民团结。他正确执行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争取团结各阶层人民,迅速打开了那个地区的局面,使我们部队在那里站住了脚。特别是把朱昌缘领导的地方部队,团结争取编为新四军,取得了很大成绩。
 
     在实际工作中,荣玉同志也善于团结不同意见的人一起工作,因为他作风民主,有事总是和大家商量,所以有些闹不团结的干部调到他那里,都能团结起来。荣玉同志在支队军事法院工作时,有个干部多处与别人搞不好关系,后来王主任说,调到军事法院去,荣玉同志不但乐意接受,而且表示欢迎。他认为,人的思想是可以变的,只要耐心教育帮助是完全可以转变的。果然如此,这个干部在法院工作不久,转变很快,工作积极肯干,表现很好。王主任说,荣玉团结教育人是很有办法,是个模范。
 
      在解放战争中,蓝荣玉同志一直在野战军政治部组织部工作。当时在那里几个待分配工作的干部说,野政作风民主,对每个干部调动工作都谈谈话,尽管在频繁的战斗中,困难很多,但对干部很关心,很照顾。他很重视各方面汇报的部队情况,并能尽快地解决问题。对犯错误的干部,也是满腔热忱,按照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耐心启发引导,帮助认识错误,指明改正错误的方向。如原四六团的政委,在苏中战役中因为打了胜仗,骄傲自大,部队北撤时,拦阻军运汽车,犯了错误,组织上撤销了他团政委的职务,调到野政。蓝荣玉同志对他的错误,既严肃批评,又耐心说服。引导他认识错误的严重性,要他吸取教训,改错就好。在蓝荣玉同志帮助下,他很快认识了错误,提高了觉悟,甩掉了包袱,轻装前进。后来分配到秘书处做行政工作,工作积极,认真负责,受到领导好评。
 
      蓝荣玉同志不仅关心干部,同时也关心战士。四七团到浙江杨枫广整训时,战士朱富良生病,卫生员送他到医院,路上遇到蓝荣玉同志,看到这个战士发烧到40度,脸色苍白,病情十分严重,便当机立断,叫饲养员把自己的马让给这个病号骑到医院去。饲养员不解地说:“首长你呢?”蓝荣玉同志说:“我身体健康,可以走路。”朱富良到了医院,知道让马的是兰副主任时,激动得热泪盈眶。
 
      荣玉同志对群众也很爱护,处处维护群众利益。1939年春,支队司令部驻在安徽狸桥头。一天晚上,突然听到杨家村“民房失火”的喊叫声,蓝荣玉同志立即带了执法队前去抢救。因为是茅草棚,火势很猛,当时群众说还有人在屋里,他便毫不犹豫地带了两个战士冲入火海,把两个小孩一个老太太抢救了出来。他这种舍己救人的精神,不仅感动了杨家村广大群众,而且扩大了我军的政治影响。
 
     1940年5月,蓝荣玉同志路经安徽铜陵时,看到路上难民生活非常困难,心里很难过,就把自己背的一袋米和三年游击战争时保存下来的一块银元送给了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大娘。难民们感激地说:“新四军真是爱国救民的军队啊。”
 
      蓝荣玉同志任何时候都是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个人利益放在第二位。调动工作从不讲价钱,能上能下服从组织分配;不计较个人得失,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严格要求自己。1939年在皖南九队学习时,他首次看到刘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修养》,经常说:“我是一个不老不新的党员,用共产党员标准对照一下自己,还差得很远,我要力争做个名符其实的好党员。做个党员首先必须学习,刻苦钻研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如果没有点马列主义水平;科学知识,要做好党的工作是不可能的。”在学习期间,他经常看书,认真听讲,讨论时,总是理论联系实际,以总结自己过去工作经验,有针对性来学。有时星期天也不出去玩,而在看书写笔记。因此在学习期间读完了《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党的建设》、《统一战线》等几本书,党支部表扬了蓝荣玉同志勤奋学习的精神。
 
      福建解放后,蓝荣玉同志为建立人民政权,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做了许多工作。在负责福建省党的监察工作期间,为维护党纪、加强党的组织纪律性、端正党的作风、纯洁党的队伍,进行了不懈的努力。1958年春夏,担任副省长、省委常委的蓝荣玉到长汀蹲点,半年后到龙岩专区兼任专员公署专员。时正搞“大跃进”,浮夸风盛行,到处忙于“大炼钢铁 ”,田里成熟的稻子无人收割,粮食大减产,农村缺粮,他与地委书记李敏唐发现此问题后立即研究,并向省里经管钢铁生产及财粮贸的领导反映,请示省委加以解决。后因病离职,1960年春到杭州疗养兼治慢性青光眼,至1962年春才回福州。当听说龙岩地区因农业减产造成人口非正常死亡时,深感内疚。
 
      1969年4月,蓝荣玉同志赴京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光荣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80年8月7日,蓝荣玉同志因积劳成疾,病逝于福州,享年67岁。这位优秀的共产党员,畲族人民的优秀儿子,一片丹心为革命,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终生,坦坦荡荡地走完了他光辉的人生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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