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逻辑学问题曾经引起革命领袖孙中山、毛泽东和启蒙学者严复、逻辑学者章士钊等的高度关注，我们从《晚年毛泽东读书纪实》一书中可以具体地见证他通读和深入研究逻辑学，关心国家民族未来的感人事迹。

 

       提出这个问题，许多人一定会问：为什么毛泽东主席会在百忙之中关注逻辑学这样学术味十分浓厚的问题呢？这就要从1937年他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授哲学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说起。原来毛泽东于一九三七年七、八月份写的《矛盾论》是该提纲中一节的展开，该节涉及“形式论理的同一律与辩证的矛盾律”的内容，他后来认为其中混淆了形式论理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导致对形式论理学作了类似于苏联教科书那样的批评。因此，解放后在编辑整理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毛主席于一九五一年三月八日写信给田家英等人，指出《矛盾论》中“论形式逻辑的后面几段，词意不达，还须修改”。后来《矛盾论》正式发表时，论形式逻辑的那一节就全部删去了，但是也因此给我们留下了一段极为宝贵的毛泽东晚年学术遗案！

 

       当前，我们党重视中国理论话语体系建设，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归根结底还是认识真理和坚持真理的问题。那么在认识真理和坚持真理过程中存在什么问题呢？正如列宁在其《哲学笔记》中曾深有感慨地指出：“要义：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 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 特别是它的第一章。因此，半世纪以来, 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从这里我们就会深刻地理解到为什么解放后从57年到65年，作为博古通今的毛泽东主席，会那么重视学习和研究逻辑学问题，会那么留心国内刊物刊载的关于逻辑学的文章，并先后多次亲自召集专家学者对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及其关系问题展开讨论和研究！同样也会更加地理解为什么他会认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抽象地学会了马克思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的说法，以及他晚年还不无遗憾地指出：“我们的党员研究哲学，就是不研究逻辑”的深刻内涵和重要意义了。

 

       逻辑学也被称为元哲学，它形式上区别于哲学在它不仅仅停留在哲学的思辨上，而是更加地强调人的思维方式及其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操作性问题。比如现代的计算机都是以数理逻辑为基础，没有人认为它是以什么哲学为基础的！而更重要的是，当前的西方主流学说也即话语体系，无论是量子力学之前的自然科学理论还是社会科学中的经济学与政治学，无不以形式逻辑为基础，并通过它的推理、判断来建立理论大厦和话语体系的。那么形式逻辑有什么不足，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还是关于思维科学的学说，且是以辩证法和辩证逻辑建立起来的科学学说呢？

 

       上述问题实际上也就涉及到毛泽东主席晚年的学术遗案问题，这方面正如钱学森同志晚年指出的：“‘辩证逻辑’是什么？讲讲道理比较容易，具体运用就不那么容易了，用不好会犯错误，原因是没有形成规律。作为思维科学基础的辩证思维理论如何进一步规律化也是抽象思维学的一项艰巨研究任务”。为此，当前我们加强辩证逻辑形式化、科学化、协调化的研究和应用，分清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关系及其应用范畴就成为建立中国话语体系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

 

       谈到这项重要工作我们必须特别注意西方形式逻辑中的“排中律”与我们传统文化精髓中的“中道”、“中观”、“中庸”、“中和”、“执二用中”的“中”的深刻对应关系，更关键的问题是同样的一个“中”字，在这里为什么一个西方形式逻辑要排除“中”，而另一个中国的传统哲学却要反复地强调“中”的重要性呢？原来人类思维方式及其认识论、逻辑学乃至方法论、价值观等在这里也受到了“对立统一”规律的支配！

 

       因此，强调“中”的辩证逻辑恰恰就是我们建立中国话语体系最深层的逻辑出发点。从理论构建的根本基础——逻辑学方面讲，当前，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项重要任务也就是要把辩证法发展成为具有完备体系的辩证逻辑，实现辩证逻辑的形式化、科学化、协调化，这是时代赋予我们党的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